时光网特稿三年多以前，好莱坞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一次，他们想与这个不断创造票房奇迹的国家，合拍一个发生在古老中国的史诗故事。这将是一部耗资巨大，面向全球市场的超级制作，好莱坞无疑想在方方面面都达到顶配。
首先，故事的发生地锁定在了长城——一个人类文明史上公认的建筑奇迹，西方人眼中中国文化的头号标志。然后，好莱坞从《山海经》中寻觅到了饕餮，一种上古传说中代表着贪婪的恶兽。真实的历史、想象与传说借此搅动在一起。最后，他们需要一位执行者，一个能掌控上亿美元的投资、上千人的制作团队、众多中外一线明星，还能拍摄一个不失中国韵味的好莱坞剧本的导演。显然，好莱坞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几乎毫无悬念的，他们请来了张艺谋。
《长城》主创合影
在中国，张艺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使是那些对电影漠不关心的人也不会对这三个字感到陌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艺谋早已不仅仅是一位拿过很多大奖、拍过很多大片的导演，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身影。
1950年，张艺谋在陕西西安出生。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未完全走出战争的阴影。那一年，黑泽明的《罗生门》上映，震动世界，开启了现代主义电影的大门。
张艺谋的父亲张秉钧出身黄埔军校，最初他为儿子取名“张诒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写道：“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诒谋”两个字有将祖辈的谋略传给子孙之意。但因为“诒”字颇为生僻，青年时代的张艺谋受不了大家总把他的名字念错，将“诒”字换成了“艺”字。换这个“艺”字，本意可能是读音相近，大家又都容易辨认。但冥冥中似有天意，这个因简单而被选中的字成为了张艺谋一生的写照。
1984年，张艺谋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第一次担任摄影师，这部电影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1986年，张艺谋在电影《老井》中第一次担任主演，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影帝；
1988年，张艺谋在《红高粱》中第一次担任导演，为亚洲电影拿下第一尊柏林金熊奖；
1990年，张艺谋导演《菊豆》，为中国电影争下第一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2002年，张艺谋导演《英雄》，创造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开启内地商业大片时代；
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张艺谋担任开闭幕式总导演，令外国人感叹奥运会上再也不可能见到如此壮丽的表演了；
2016年，张艺谋导演《长城》，影片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大陆导演执导的最贵的一部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尝试……
几乎在每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我们都能看到张艺谋的身影。
但是这种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并不是每次都能带来鲜花和掌声。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萦绕着张艺谋的争议明显变多了。舆论总是天然地倾向艺术和清贫，张艺谋从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的转型，从小成本到大制作的过渡让很多人不满，反感，甚至愤怒。许多人认为张艺谋从此不再为“艺”谋了，转而去为稻粱谋。
显然，张艺谋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从没把这种转变当做一种妥协，而是时代变化后的顺势而为。“时代远远大于你”，他在接受时光网专访时这样说道。多年来，被赞誉，也被批评；被理解，也被误解。张艺谋知道争议会永远围绕着自己，但作为一个典型的西北人，他不屑回应。他只是会在专访中淡淡地说上一句，“做你在时代大潮下应该做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和你能做到的事情。”似是说给自己听。
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从摄影师到演员，到导演；从国产文艺片到国产商业片，再到国际大片，用张艺谋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但我愿意不断地在艺术上延展自己的弹性。”
今年，62的李安选择用120帧为电影带来一次变革；58岁的冯小刚选择用圆形画幅为自己的导演生涯寻求一次突破；66岁的张艺谋说，《长城》是属于他的一次大尝试。和很多人的想象大相径庭，他一点也不觉得拍商业大片有失身份，反而将其看得很重，摩拳擦掌，野心勃勃，“如果电影是个工业体系地话，这是重工业，是支柱产业。”
《红高粱》曾开启过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英雄》开启了另一个时代，《长城》是再次开启中国电影新时代的那把钥匙吗？张艺谋自己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他只是笑着对电影学院的后辈们说，“祈祷我们能成功吧，如果成功的话，六大公司会到你们中间来找王艺谋、李艺谋，因为他们要开拓市场。所以你们做好准备，看我们能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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