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六集纪录片《两弹结合风云录》终于和观众见面了。第一集《抉择》后就取得了收视开门红。据央视索福瑞调查显示，十分钟后，收视率就一攀升，居央视各频道节目之首，位列全国各卫视节目第二。看到这一结果，摄制组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场穿越51年、关于信仰的时空对话，终于迸发出了它积聚已久的独特魅力，感染着众多观众，也鼓舞着那些依然奋斗在国防事业第一线的人们。
51年前，我国成功实施了导弹结合试验，那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本国有人居住的国土上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情都会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然而，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比如两弹结合试验，它的成功曾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一定要用某种形式纪念一下，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要让人们知道，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那样一群人，默默无闻地替他们挡住了风雨。
在一次闲聊中，总导演聂少勇一提出这个想法，就立刻得到了杜斌和苑方磊的响应。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拍一部两弹结合的纪录片，寻访当年的幕后英雄，重现当年那段燃烧的岁月。随后，摄制组迅速成立。起初，计划拍摄七集，从高层决策、两弹研制、阵地建设、技术测试、吊装对接、实施发射、幕后英雄等七个方面讲述两弹结合的全过程。但考虑到人物故事情节的连贯性、时间的紧迫性，最终经过讨论将大纲改为了现在的六集。
从2015年12月启动采访到2017年7月在《国家记忆》，历时一年半的时间，辗转全国9省21市，行程达数万公里，先后采访了108位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亲历者，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还走访了多家档案馆，搜集整理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和文件，极大的丰富了本片的内容，真实还原了五十多年前、毛决策、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历史过程。
两弹结合试验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由于当时任务的极端保密性，留给后人的文字、影像资料很少，很多亲历者也大都离开了，资料缺乏成为困扰编导们的一题。
一次，聂少勇无意间在网上发现一篇署名高连科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两弹结合发射前15分钟，高连科亲身经历的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聂少勇喜出望外，立即委托撰稿李小燕，一定要设法找到高连科老人。但是，那篇文章写于200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还能不能找到高连科老人呢？
从文章中看，高连科是马兰抽调到东风参加两弹结合任务的，并不是发射场的人，要找到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李小燕看到与马兰相关，便立刻想到了在马兰服役的大学同学，但因为保密需要，大学毕业十几年里，他们并没有联系。于是，李小燕便发动其他同学，一起寻找这位近乎失联的同学，但最终得到的结果是，这位同学已经转业回到了地方。但当他听说寻找老人的原因后，便欣然同意提供帮助，四处打听老人的下落。
几经周折，最终从西安高连科的一位战友那里打听到了他的电话。去南京之前尽管摄制组对老人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到了老人家里之后，仍然被老人家里的清贫震撼。高连科和老伴都是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二期毕业生，一毕业就分配到了马兰，参加了我国第一颗、第一颗氢弹等多次核爆炸试验。在一次核爆后，高连科到爆区去采样，眼睛受到，不得不于上世纪70年代初离开了马兰，转业到南京的一家军工厂工作，一直到退休。由于工厂效益不好，高连科夫妇和小儿子一家至今还住在50多平米的房间里。尽管生活条件比较差，高连科老人却非常乐观。
回忆起当年的那段经历，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在采访中老人绘声绘色的向我们讲述了两弹结合发射前15分钟由于弹着区风向突变有可能影响发射时，指挥部当时的抉择。而关键时刻，正是高连科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仔细分析、大胆判断，为聂帅最后下决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后来因此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高连科的讲述生动精彩引人入胜，在后期编辑时，编导们怎么也舍不得减少高连科的内容，但受时长，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
在采访中摄制组还有意外收获，高连科老人珍藏着一张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的当天晚上，东风火线文工团在东风礼堂举行文艺演出的入场券。当老人听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在筹建新的历史展览馆时，就委托摄制组，把这张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入场券的捐给了展览馆。如今这张入场券正静静的放在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里，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两弹结合试验中，导弹、对接是一项十分关键也十分的工作。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承担这一工作的操作手叫田现坤，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冷天气中，为了操作方便精准，田现坤脱下棉衣，钻进只有50公分的缝隙中，用了80分钟，将“两弹”的一百多个插头连接好，为试验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础。那么能否找到田现坤本人，重现当年对接的过程呢？如今的田现坤又在哪里呢？
摄制组曾委托田现坤的战友多方打听，都没能找到他的下落，只知道他是四川人。2016年4月13日，摄制组委托华西都市报刊登了一篇《四川“两弹老兵”今安在？》的报道，在四川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热心读者打来电话，摄制组终于在四川绵阳见到了田现坤的老伴和孩子。原来，田现坤已于1992年因病逝世，安葬在老家四川广元，由于保密的要求，田现坤直到去世也没有对家人讲过这段经历，妻子、孩子都不知道，原来他们最亲最爱的人曾冒着生命为国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采访田现坤老伴和孩子的时候，编导鲁燕和巩丑兰地泪流不止，一度导致采访中断。后期编辑过程中，每每看到那些镜头，剧组人员都会热泪盈眶万分。鲁燕和巩丑兰表示，如果不是亲身体会，是无法想象老一辈航天人那种和无畏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家国情怀，让剧组人员更加有了克服困难把片子做好做精的动力。
家住的查喜才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高龄。他是当年两弹结合试验七机部一院总装厂外场组组长，亲身经历了两弹结合试验任务的全过程。退休后，仍心系航天，经常在网上撰写与航天有关的文章，拥有不少粉丝。听说要拍两弹结合试验的纪录片，查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主动联系摄制组，要求加入拍摄。
查老的家距摄制组比较远，每次开会查老总是第一个到达。从大纲的讨论到采访人物的选定，查老都积极参加，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采访一院的几位老人，由于保密的要求，老人们一开始都不愿接受采访，都是查老一一列出名单，挨个动员，协调机关审批，采访时又陪着四处奔波，就连生病住院时也不忘操心摄制组的事，经常打电话关心进展情况。
编辑成片后，由于受时长，查老的采访只用了不到20秒，摄制组的人员感觉挺对不住查老，但查老却哈哈一笑说：“没关系，我就是你们的编外顾问，只要把这部片子做好，我这个顾问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摄制组人员分属不同部门，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联系拍摄相关事宜基本靠电话，就连开大纲，也是分组开，最后汇总。在讨论纪录片大纲时，聂少勇、杜斌、苑方磊三个人就曾把讨论地点选在一个安静的咖啡厅里。一杯咖啡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午饭也没顾上吃，饿了就吃一片自带饼干。前期采访、撰写大纲脚本等工作还能勉强进行，采访结束后，开始编辑制作时，驻地分散、没有办公场所等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后来，在聂少勇的全力争取下，相关部门终于同意，在一幢居民楼里找一套房子，作为摄制组的临时机房。听到这个消息，剧组的同志们高兴的手舞足蹈，立刻动手布置，桌椅板凳都是大家到处找来的，烧水壶等生活用品也都是大家从家里搬来的。编辑机、打印机等设备也统统搬了进来，甚至连打印纸也是想办法找的。无论如何，机房有了，大家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大展了。
说是机房，其实，在大家眼里，它更像是一个家。从远道而来的尹搪为了工作方便，直接在机房打了个地铺就住下了，这个地铺一打就是几个月。从酷暑难耐的盛夏到落叶纷飞的初秋，小尹一直坚守在机房。编导巩丑兰会时不时带些好吃的来，让大家在工作之余解解馋，编导吕杰，从带来了一大包巧克力等慰问大家。除了巧克力，几只各色口红让女生们着实兴奋了很久。男同志们边乐边摇头地感叹，干起活来都是女汉子，爱起美来也不得了。工作之余，编导鲁燕喜欢给大家做新疆拉条子，撰稿李小燕还把家里的高压锅搬了过来，把单位分的两只鸡炖了为大家改善伙食。这个不大的临时机房，尽管多数时候是激烈讨论、熬夜苦战的场景，但大家始终没有感觉到苦和累，反而是每一个阶段性工作完成后的成就感让大家兴奋不已。临时机房里的汗水和泪水，工作之余的欢乐和愉快，都将成为每个剧组最美好的回忆。
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初衷就是再现当年的试验过程，两弹结合试验过程中老一辈航天人那种无畏默默奉献的，而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也正是这种鼓舞着每一个剧组的人。
作为一个老航天人，总导演聂少勇内心有着一种强烈的感和责任感。由于前期经费没有到位，他自己垫付十余万元，了采访、制作工作的顺利进行。因为肾结石住院期间，他一刻也没有间断过各方的协调安排工作，不到出院时间就匆匆出院回到摄制组，参与到具体工作之中。
编导鲁燕家在新疆，为了片子的拍摄制作，她扔下爱人和孩子，外出采访、后期制作，一走就是大半年，工作投入起来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没有妈妈的督促而直线下降，让鲁燕很纠结，但她在大家面前一句也没提。同为女同志的编导巩丑兰，一外出采访就是两三个月，10岁的孩子只能交给爱人，爱人一忙起来，孩子就只能自己上下学，自己写作业，连参加钢琴比赛也只能委托别人陪同。
编导杜斌、吕杰、苑方磊手头都有其它工作，为了参加后期制作，常常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了近距离感受当年现场的试验氛围，苑方磊发着高烧远赴50号发射阵地，回到场区才匆匆去看医生。撰稿李小燕因为同时参与历史展览馆建设相关工作，白天没有时间看材料，就在晚上加班看。仅采访扒词，用6号字打印了整整3包A4纸，每一页上都留下了她密密麻麻的标记。因为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她有严重的入睡障碍，睡前不能从事脑力劳动，但为了能看材料，她索性倒一杯红酒，一边喝一边看材料，看完材料还能入睡，这也被她戏称为“别样的情调”。
外出采访期间，因为设备太多，每次乘车摄制组都会因为行李超重而被罚款，惹来众多不解的目光已是家常便饭，最让大家害怕的是，经常因为行李太多被出租车拒载，但大家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耽误约定的采访时间。因为采访目的地非常多，摄制组人员经常是下了火车上汽车，一刻也不能停，三餐不定废寝忘食用来形容当时的状态再合适不过，采访过程中， 拉行李的小车就用坏了四个。在采访期间，赵生、卫东、魏然等，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私家车、个人的采访设备都拿出来用在了片子的采访制作上。在进行后期制作期间，聂少勇带领杜斌、鲁燕、巩丑兰、尹搪等人在办事处一住就是三个月，身在大，却连办事处的大门都很少出，临近春节才各自回家过年，尹搪一直坚守到春节。编导迟鹏在本身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克服了诸多困难，完成了最后一集的编辑制作，为整个纪录片画上了一个的句号。
当然，在片子拍摄制作过程中，也有很多温馨的画面。编导苑方磊在后期制作时，在办事处一住就是十天，虽然离家很近，却顾不上回去。结婚纪念日那天还加班到凌晨，好在有细心的鲁燕和巩丑兰提前订好了鲜花给苑方磊的爱人，让她在中过了一个没有爱人陪伴的结婚纪念日。忙于拍摄任务的赵生老师和卫东老师，也是在纪录片拍摄制作过程中，迎来了两个新生命，大家开玩笑说，孩子的小名也可以叫“二弹”了。在拍摄过程中，人民网记者邢卫卫也对片子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帮助摄制组做了一些调整修改，还经常到摄制组关心慰问。
无论是途上的举步维艰、讨论时的激烈言辞还是深夜机房明亮的灯光，在纪录片最终和观众见面的一刻，都化作了一股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都来自于一种，这种一直隐藏在每个剧组的内心深处，支持着他们越过一个又一个沟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达到心目中的圣地。与其说他们拍摄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不如说，他们经历了一次思想的洗礼，穿越了半个世纪，与老一辈航天人进行了一场关于信仰的时空对话。现在，纪录片终于和观众见面，摄制组人员希望尽自己绵薄之力，把这种为信仰无畏、为国家默默奉献的传承光大，希望更多后来人能够发扬这种不怕难、不服输的品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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