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部投资低无宣传的13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火了，在豆瓣收获9.7分的传奇高分，甚至超过《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片中记录的几位人物的命运也牵动着许多观众的心。
为了告诉观众片中人物的近况，也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山城棒棒军”这一群体，《最后的棒棒》同名电影即将于8月17日全国公映。8月13日，公益活动“尚影周”沙龙在嘉之华中心影城举行，现场放映了纪录电影《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来深与观众分享拍摄中的，并接受了深晚记者的采访。
之初，山城重庆孕育出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棒棒军。负重前行30多年，棒棒们不仅挑走了自己的年华，也挑动了整个时代。《最后的棒棒》就是一部抓住“棒棒军时代”尾声的纪录片。通过老黄、何南、老甘、老杭、老石等几位棒棒军的人生转折故事，我们得以一窥这个群体真实的状态。
与一般的纪录片不同，《最后的棒棒》非常有趣好看。片中棒棒们的生活虽然有许多，却一直保持乐观，加之重庆方言自带的喜感，试片过程中观众多次笑出声。“有时候觉得心酸刚想落泪，就有一个笑点，然后忍不住就笑了”，一名观众说。
更为难得的是，片中的笑点并没有冲淡影片的，每一位看片的观众都被棒棒们的勤劳、善良所打动。试片结束后，第一位发言的观众甚至就向导演提问：“我想帮助片中的棒棒们，该怎么做？”导演告诉这位观众，有人通过纪录片中老石的电话，辗转联系到老黄的女儿，想为治疗老黄的病捐款，但是老黄的女儿一笔都没有收。在导演看来，他拍摄这部纪录片不是为棒棒们博取同情，而是呈现这一群体的力量：“对于勤劳的人来说，有活干，就很温暖。”
何苦并不是导演的真名，他本名叫何长林：“因为很多人问我何苦去做棒棒，所以我就叫何苦了。”1976年，何苦出生于奉节县。1994年，18岁的何苦入伍，在一军团服役。在部队，他先是当侦察兵，后来当报道员，他写的好几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工作出色，何苦成为专职的宣传干事。2014年1月，已是正团级干部的何苦决定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离开军营。但是谁也没想到，何苦离开军营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当“棒棒”。在与深晚记者对话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兴奋地讲述自己童年时对山城棒棒的好奇，在他看来，如果不是穿上军装，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棒棒。
而在离开军营，暂时还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一位老年棒棒的背影勾起了他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跟着那个背影走了大概两公里左右，我远远地跟着他，我发现他的背佝偻了，他的呼吸很局促，他挑的东西并不重，他的头发很白，这些印象全部都留在我心目当中。我发现棒棒这个行业，正在走出人们的视野，在告别一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就没有干别的，是时候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当棒棒）了。”
在揣上1300元电影启动资金，租了一台摄像机，请了一位婚庆公司的摄影师帮忙拍摄后，何苦走进了自力巷53号，拜做了20年棒棒的老黄为师，实打实地做了一年的棒棒。
一年棒棒生涯拍摄的素材被何苦剪成了《最后的棒棒》13集纪录片，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但是何苦对棒棒的记录并没有结束，他和片中的棒棒们成为挚友，随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这四年拍纪录片从未中断过。”许多后来拍摄的素材呈现在了电影版中。
“我不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导演，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镜头是我导过的，我就是背着一台机器跟着他们拍他们的生活。”在何苦看来，他仅仅是《最后的棒棒》的讲述者，这部纪录片的精彩不是因为他，而是片中那些棒棒真实的生活。
由于拍摄时情况有限，一直是单机位现场收声，所以《最后的棒棒》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比如被一些观众吐槽的片中解说和音乐太多。导演解释道：“因为有很多现场都是单机位拍摄，没有任何收音的设备，我们的镜头都是远远的去跟，那么能用得了的我就用，用不了我自己去说。”而电影中加音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降噪，将现场拍摄的街头的噪音遮盖，满足大银幕播放的条件。
在《最后的棒棒》的宣发过程中，导演何苦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扛着放映设备，去到重庆、四川的山区放露天电影，他希望这些并不容易看到电影的人——那些曾经的棒棒以及棒棒的子女们看到这部影片，更加理解棒棒的心酸与不易。采访结束后，何苦匆匆赶往机场，将再次踏上他的山区放映之。官员与三女子滚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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